第六章    不是信

　　一個朋友忽然寄給我一張《晨報副刊》，我就覺得有些特別，因為他是知道我懶得看這種東西的。但既然特別寄來了，姑且看題目罷：《關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讀者們》。署名是：志摩。哈哈，這是寄來和我開玩笑的，我想；趕緊翻轉，便是幾封信，這寄那，那寄這，看了幾行，才知道似乎還是什么“閑話……閑話”問題。這問題我僅知道一點兒，就是曾在新潮社看見陳源教授即西瀅先生的信，說及我“捏造的事實，傳布的‘流言’，本來已經說不勝說”。不禁好笑；人就苦于不能將自己的靈魂砍成醬，因此能有記憶，也因此而有感慨或滑稽。記得首先根據了“流言”，來判決楊蔭榆事件即女師大風潮的，正是這位西瀅先生，那大文便登在去年五月三十日發行的《現代評論》上。我不該生長“某籍”又在“某系”教書，所以也被歸入“暗中挑剔風潮”者之列，雖然他說還不相信，不過覺得可惜。在這里聲明一句罷，以免讀者的誤解：“某系”云者，大約是指國文系，不是說研究系。

　　那時我見了“流言”字樣，曾經很憤然，立刻加以駁正，雖然也很自愧沒有“十年讀書十年養氣的工夫”。不料過了半年，這些“流言”卻變成由我傳布的了，自造自己的“流言”，這真是自己掘坑埋自己，不必說聰明人，便是傻子也想不通。倘說這回的所謂“流言”，并非關于“某籍某系”的，乃是關于不信“流言”的陳源教授的了，則我實在不知道陳教授有怎樣的被捏造的事實和流言在社會上傳布。說起來慚愧煞人，我不赴宴會，很少往來，也不奔走，也不結什么文藝學術的社團，實在最不合式于做捏造事實和傳布流言的樞紐。只是弄弄筆墨是在所不免的，但也不肯以流言為根據，故意給它傳布開來，雖然偶有些“耳食之言”，又大抵是無關大體的事；要是錯了，即使月久年深，也決不惜追加訂正，例如對于汪原放先生“已作古人”一案，其間竟隔了幾乎有兩年。——但這自然是只對于看過《熱風》的讀者說的。

　　這幾天，我的“捏……言”罪案，仿佛只等于曇花一現了，《一束通信》的主要部分中，似乎也承情沒有將我“流”進去，不過在后屁股的《西瀅致志摩》是附帶的對我的專論，雖然并非一案，卻因為親屬關系而滅族，或文字獄的株連一般。滅族呀，株連呀，又有點“刑名師爺”口吻了，其實這是事實，法家不過給他起了一個名，所謂“正人君子”是不肯說的，雖然不妨這樣做。此外如甲對乙先用流言，后來卻說乙制造流言這一類事，“刑名師爺”的筆下就簡括到只有兩個字：“反噬”。嗚呼，這實在形容得痛快淋漓。然而古語說，“察見淵魚者不祥”，所以“刑名師爺”總沒有好結果，這是我早經知道的。

　　我猜想那位寄給我《晨報副刊》的朋友的意思了：來刺激我，譏諷我，通知我的，還是要我也說幾句話呢？終于不得而知。好，好在現在正須還筆債，就用這一點事來搪塞一通罷，說話最方便的題目是《魯迅致bb》，既非根據學理和事實的論文，也不是“笑吟吟”的天才的諷刺，不過是私人通信而已，自己何嘗愿意發表；無論怎么說，糞坑也好，毛廁也好，決定與“人氣”無關。即不然，也是因為生氣發熱，被別人逼成的，正如別的副刊將被《晨報副刊》“逼死”一樣。我的鏡子真可恨，照出來的總是要使陳源教授嘔吐的東西，但若以趙子昂——“是不是他？”——畫馬為例，自然恐怕正是我自己。自己是沒有什么要緊的，不過總得替bb想一想。現在不是要談到《西瀅致志摩》么，那可是極其危險的事，一不小心就要跌入“泥潭中”，遇到“悻悻的狗”，暫時再也看不見“笑吟吟”。至少，一關涉陳源兩個字，你總不免要被公理家認為“某籍”，“某系”，“某黨”，“嘍羅”，“重女輕男”……等；而且還得小心記住，倘有人說過他是文士，是法蘭斯，你便萬不可再用“文士”或“法蘭斯”字樣，否則，——自然，當然又有“某籍”……等等的嫌疑了，我何必如此陷害無辜，《魯迅致bb》決計不用，所以一直寫到這里，還沒有題目，且待寫下去看罷。

　　我先前不是剛說我沒有“捏造事實”么？那封信里舉的卻有。說是我說他“同楊蔭榆女士有親戚朋友的關系，并且吃了她許多的酒飯”了，其實都不對。楊蔭榆女士的善于請酒，我說過的，或者別人也說過，并且偶見于新聞上。現在的有些公論家，自以為中立，其實卻偏，或者和事主倒有親戚，朋友，同學，同鄉，……等等關系，甚至于叨光了酒飯，我也說過的。這不是明明白白的么，報社收津貼，連同業中也互訐過，但大家仍都自稱為公論。至于陳教授和楊女士是親戚而且吃了酒飯，那是陳教授自己連結起來的，我沒有說曾經吃酒飯，也不能保證未曾吃酒飯，沒有說他們是親戚，也不能保證他們不是親戚，大概不過是同鄉罷，但只要不是“某籍”，同鄉有什么要緊呢。紹興有“刑名師爺”，紹興人便都是“刑名師爺”的例，是只適用于紹興的人們的。

　　我有時泛論一般現狀，而無意中觸著了別人的傷疤，實在是非常抱歉的事。但這也是沒法補救，除非我真去讀書養氣，一共廿年，被人們騙得老死牖下；或者自己甘心倒掉；或者遭了陰謀。即如上文雖然說明了他們是親戚并不是我說的話，但因為列舉的名詞太多了，“同鄉”兩字，也足以招人“生氣”，只要看自己憤然于“流言”中的“某籍”兩字，就可想而知。照此看來，這一回的說“叭兒狗”（《莽原半月刊》第一期），怕又有人猜想我是指著他自己，在那里“悻悻”了。其實我不過是泛論，說社會上有神似這個東西的人，因此多說些它的主人：闊人，太監，太太，小姐。本以為這足見我是泛論了，名人們現在那里還有肯跟太監的呢，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這一層，各各認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兒狗”自命。時勢實在艱難，我似乎只有專講上帝，才可以免于危險，而這事又非我所長。但是，倘使所有的只是暴戾之氣，還是讓它盡量發出來罷，“一群悻悻的狗”，在后面也好，在對面也好。我也知道將什么之氣都放在心里，臉上筆下卻全都“笑吟吟”，是極其好看的；可是掘不得，小小的挖一個洞，便什么之氣都出來了。但其實這倒是真面目。

　　第二種罪案是“近一些的一個例”，陳教授曾“泛論圖書館的重要”，“說孤桐先生在他未下臺以前發表的兩篇文章里，這一層‘他似乎沒看到’。”我卻輕輕地改為“聽說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臺了，很可惜”了。而且還問道：“你看見嗎，那刀筆吏的筆尖？”“刀筆吏”是不會有漏洞的，我卻與陳教授的原文不合，所以成了罪案，或者也就不成其為“刀筆吏”了罷。《現代評論》早已不見，全文無從查考，現在就據這一回的話，敬謹改正，為“據說孤桐先生在未下臺以前發表的文章里竟也沒想到；現在又下了臺，目前無法補救了，很可惜”罷。這里附帶地聲明，我的文字中，大概是用別人的原文用引號，舉大意用“據說”，述聽來的類似“流言”的用“聽說”，和《晨報》大將文例不相同。

　　第三種罪案是關于我說“北大教授兼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據說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內不支薪，副館長的月薪又不過二百五十元。別一張《晨副》上又有本人的聲明，話也差不多，不過說月薪確有五百元，只是他“只拿二百五十元”，其余的“捐予圖書館購買某種書籍”了。此外還給我許多忠告，這使我非常感謝，但愿意奉還“文士”的稱號，我是不屬于這一類的。只是我以為告假和辭職不同，無論支薪與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這是不待“刀筆吏”才能知道的。至于圖書館的月薪，我確信李教授（或副館長）現在每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現錢，是美國那面的；中國這面的一半，真說不定要拖欠到什么時候才有。但欠帳究竟也是錢，別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帳，連一半現錢也沒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論客的口實了，雖然其缺點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后每月必發，而以學校欠薪作比例，中國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間會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則須十七年正月間才有，那時購買書籍來，我一定就更正，只要我還在做“官僚”，因為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還有這樣的記性，不至于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釗們革掉，那就莫明其妙，更正的事也只好作罷了。可是我所說的職銜和錢數，在今日卻是事實。

　　第四種的罪案是……。陳源教授說，“好了，不舉例了。”

　　為什么呢？大約是因為“本來已經說不勝說”，或者是在矯正“打筆墨官司的時候，誰寫得多，罵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是誰的理由大”的惡習之故罷，所以就用三個例來概其全般，正如中國戲上用四個兵卒來象征十萬大軍一樣。此后，就可以結束，漫罵——“正人君子”一定另有名稱，但我不知道，只好暫用這加于“下流”人等的行為上的話——了。原文很可以做“正人君子”的真相的標本，刪之可惜，扯下來粘在后面罷——

　　“有人同我說，魯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鏡子，所以永遠見不到他的尊容。我說他說錯了。魯迅先生的所以這樣，正因為他有了一面大鏡子。你聽見過趙子昂——是不是他？——畫馬的故事罷？他要畫一個姿勢，就對鏡伏地做出那個姿勢來。魯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對了他的大鏡子寫的，沒有一句罵人的話不能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個賭。”

　　這一段意思很了然，猶言我寫馬則自己就是馬，寫狗自己就是狗，說別人的缺點就是自己的缺點，寫法蘭斯自己就是法蘭斯，說“臭毛廁”自己就是臭毛廁，說別人和楊蔭榆女士同鄉，就是自己和她同鄉。趙子昂也實在可笑，要畫馬，看看真馬就夠了，何必定作畜生的姿勢；他終于還是人，并不淪入馬類，總算是僥幸的。不過趙子昂也是“某籍”，所以這也許還是一種“流言”，或自造，或那時的“正人君子”所造都說不定。這只能看作一種無稽之談。倘若陳源教授似的信以為真，自己也照樣做，則寫法蘭斯的時候坐下做一個法姿勢，講“孤桐先生”的時候立起作一個孤姿勢，倒還堂哉皇哉；可是講“糞車”也就得伏地變成糞車，說“毛廁”即須翻身充當便所，未免連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罷，雖然肚子里本來滿是這樣的貨色。

　　“不是有一次一個報館訪員稱我們為‘文士’嗎？魯迅先生為了那名字幾乎笑掉了牙。可是后來某報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權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沒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幾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說人‘放冷箭’，并且說‘放冷箭’是卑劣的行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實’，如上面舉出來的幾個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罵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實’，并且承認那樣是‘下流’。

　　“他常常的無故罵人，要是那人生氣，他就說人家沒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語，他就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完膚——還不肯罷休。”

　　這是根據了三條例和一個趙子昂故事的結論。其實是稱別個為“文士”我也笑，稱我為“思想界的權威者”我也笑，但牙卻并非“笑掉”，據說是“打掉”的，這較可以使他們快意些。至于“思想界的權威者”等等，我連夜夢里也沒有想做過，無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識，無從勸止他，不像唱雙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況且自然會有“文士”來罵倒，更無須自己費力。我也不想借這些頭銜去發財發福，有了它于實利上是并無什么好處的。我也曾反對過將自己的小說采入教科書，怕的是教錯了青年，記得曾在報上發表；

　　不過這本不是對上流人說的，他們當然不知道。冷箭呢，先是不肯的，后來也放過幾枝，但總是對于先“放冷箭”用“流言”的如陳源教授之輩，“請君入甕”，也給他嘗嘗這滋味。不過雖然對于他們，也還是明說的時候多，例如《語絲》上的《音樂》就說明是指徐志摩先生，《我的籍和系》和《并非閑話》也分明對西瀅即陳源教授而發；此后也還要射，并無悔禍之心。至于署名，則去年以來只用一個，就是陳教授之所謂“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就是。但在下半年，應將“教育部僉事”五字刪去，因為被“孤桐先生”所革；今年卻又變了“暫署僉事”了，還未去做，然而豫備去做的，目的是在弄幾文俸錢，因為我祖宗沒有遺產，老婆沒有奩田，文章又不值錢，只好以此暫且糊口。還有一個小目的，是在對于以我去年的免官為“痛快”者，給他一個不舒服，使他恨得扒耳搔腮，忍不住露出本相。至于“流言”，則先已說過，正是陳源教授首先發明的專賣品，獨有他聽到過許多；在我呢，心術是看不見的東西，且勿說，我的躲在家里的生活即不利于作“捏……言”的樞紐。剩下的只有“幽默”問題了，我又沒有說過這些話，也沒有主張過“幽默”，也許將這兩字連寫，今天還算第一回。我對人是“罵人”，人對我是“侵犯了一言半語”，這真使我記起我的同鄉“刑名師爺”來，而且還是弄著不正經的“出重出輕”的玩意兒的時候。這樣看來，一面鏡子確是該有的，無論生在那一縣。還有罪狀哩——

　　“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里面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在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去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這“流言”早聽到過了；后來見于《閑話》，說是“整大本的摽竊”，但不直指我，而同時有些人的口頭上，卻相傳是指我的《中國小說史略》。

　　我相信陳源教授是一定會干這樣勾當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罵街，這可實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語”。這回說出來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沒有猜錯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卻改為“做你自己的藍本”了，比先前輕得多，仿佛比自謙為“一言半語”的“冷箭”鈍了一點似的。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例如現有的漢人小說，他以為真，我以為假；唐人小說的分類他據森槐南，我卻用我法。六朝小說他據《漢魏叢書》，我據別本及自己的輯本，這工夫曾經費去兩年多，稿本有十冊在這里；唐人小說他據謬誤最多的《唐人說薈》，我是用《太平廣記》的，此外還一本一本搜起來……。其余分量，取舍，考證的不同，尤難枚舉。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說漢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這樣說，因為都以中國史實為“藍本”。我無法“捏造得新奇”，雖然塞文狄斯的事實和“四書”合成的時代也不妨創造。但我的意見，卻以為似乎不可，因為歷史和詩歌小說是兩樣的。詩歌小說雖有人說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見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為究竟也以獨創為貴；歷史則是紀事，固然不當偷成書，但也不必全兩樣。說詩歌小說相類不妨，歷史有幾點近似便是“摽竊”，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別意見，只在以“一言半語”“侵犯”“魯迅先生”時才適用的。好在鹽谷氏的書聽說（！）已有人譯成（？）

　　中文，兩書的異點如何，怎樣“整大本的摽竊”，還是做“藍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在這以前，我以為恐怕連陳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這些底細，因為不過是聽來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對不對？（鹽谷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譯本，今年夏天看見了，將五百余頁的原書，譯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說一部份，和我的也無從對比了。廣告上卻道“選譯”。措辭實在聰明得很。十月十四日補記。）

　　但我還要對于“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這事說幾句話；“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為我于詩向不留心，所以也沒有看過“沫若的詩”，因此即更不知道別人的是否鈔襲。陳源教授的那些話，說得壞一點，就是“捏造事實”，故意挑撥別人對我的惡感，真可以說發揮著他的真本領。說得客氣一點呢，他自說寫這信時是在“發熱”，那一定是熱度太高，發了昏，忘記裝腔了，不幸顯出本相；并且因為自己爬著，所以覺得我“跳到半天空”，自己抓破了皮膚或者一向就破著，卻以為被我“罵”破了。——但是，我在有意或無意中碰破了一角紙糊紳士服，那也許倒是有的；此后也保不定。彼此迎面而來，總不免要擠擦，碰磕，也并非“還不肯罷休”。

　　紳士的跳踉丑態，實在特別好看，因為歷來隱藏蘊蓄著，所以一來就比下等人更濃厚。因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陳源教授大概是以為揭發叔華女士的剽竊小說圖畫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將“大盜”兩字掛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權威者”。殊不知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這些小說。“琵亞詞侶”的畫，我是愛看的，但是沒有書，直到那“剽竊”問題發生后，才刺激我去買了一本ArtofA．Beardsley來，化錢一元七。可憐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見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費了。遇見的“糞車”，也是境由心造的，正是自己腦子里的貨色，要吐的唾沫，還是靜靜的咽下去罷。

　　太費紙張了，雖然我不至于嬌貴到會發熱，但也得趕緊的收梢。然而還得粘上一段大罪狀——

　　“據他自己的自傳，他從民國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從沒脫離過。所以袁世凱稱帝，他在教育部，曹錕賄選，他在教育部，‘代表無恥的彭允彝做總長，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免了他的職后，他還大嚷‘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并不算怎樣的“區區”’，怎樣有人在那里鉆謀補他的缺，怎樣以為無足輕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這樣這樣……這像‘青年叛徒的領袖’嗎？

　　“其實一個人做官也不大要緊，做了官再裝出這樣的面孔來可叫人有些惡心吧了。

　　“現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號了。好一個‘土匪’。”

　　苦心孤詣給我加了上去的“土匪”的惡名，這一回忽又否認了，可見唾沫還是靜靜的咽下去好，免得后來自己舐回去。但是，“文士”別有慧心，那里會給我便宜呢，自然即代以自“袁世凱稱帝”以來的罪惡，仿佛“稱帝”“賄選”那類事，我既在教育部，即等于全由我一手包辦似的。這是真的，從那時以來，我確沒有帶兵獨立過，但我也沒有冷笑云南起義，也沒有希望國民軍失敗；對于教育部，其實是脫離過兩回，一是張勛復辟時，一就是章士釗長部時，前一回以教授的一點才力自然不知道，后一回卻忘卻得有些離奇。我向來就“裝出這樣的面孔”，不但毫不顧忌陳源教授可“有些惡心”，對于“孤桐先生”也一樣。要在我的面孔上尋出些有趣來，本來是沒頭腦的妄想，還是去看別的面孔罷。

　　這類誤解似乎不止陳源教授，有些人也往往如此，以為教員清高，官僚是卑下的。真所謂“得意忘形”，“官僚官僚”的罵著。可悲的就在此，現在的罵官僚的人里面，到外國去炸大過一回而且做教員的就很多：所謂“鉆謀補他的缺”的也就是這一流，那時我說“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并不算怎樣的‘區區’”，就為此人的乘機想做官而發，刺他一針，聊且快意，不提防竟又被陳教授“刻骨鏤心”的記住了，也許又疑心我向他在“放冷箭”了罷。

　　我并非因為自己是官僚，定要上儕于清高的教授之列，官僚的高下也因人而異，如所謂“孤桐先生”，做官時辦《甲寅》，佩服的人就很多，下臺之后，聽說更有生氣了。而我“下臺”時所做的文章，豈不是不但并不更有生氣，還招了陳源教授的一頓“教訓”，而且罪孽深重，延禍“面孔”了么？

　　這是以文才和面孔言；至于從別一方面看，則官僚與教授就有“一丘之貉”之嘆，這就是說：錢的來源。國家行政機關的事務官所得的所謂俸錢，國立學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謂薪水，還不是同一來源，出于國庫的么？在曹錕政府下做國立學校的教員，和做官的沒有大區別。難道教員的是捐給了學校，所以特別清高了？袁世凱稱帝時代，陳源教授或者還在外國的研究室里，是到了曹錕賄選前后才做教授的，比我到北京遲得多，福氣也比我好得多。曹錕賄選，他做教授，“代表無恥的彭允彝做總長”，他做教授，“甚而至于‘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做總長”，他自然做教授，我可是被革掉了，甚而至于待到那“甚而至于‘代表無恥的章士釗’”不做總長了，他自然還做教授，歸國以來，一帆風順，一個小釘子也沒有碰。這當然是因為有適宜的面孔，不“叫人有些惡心”之故嘍。看他臉上既無我一樣的可厭的“八字胡子”，也可以說沒有“官僚的神情”，所以對于他的面孔，卻連我也并沒有什么大“惡心”，而且仿佛還覺得有趣。這一類的面孔，只要再白胖一點，也許在中國就不可多得了。

　　不免招我說幾句費話的不過是他對鏡裝成的姿勢和“爆發”出來的蘊蓄，但又即刻掩了起來，關上大門，據說“大約不再打這樣的筆墨官司”了。前面的香車既經杳然，我且不做叫門的事，因為這些時候所遇到的大概不過幾個家丁；而且已是往“國立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復校紀念會”的時候了，就這樣的算收束。

　　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