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京報副刊》上知道有一種叫《國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說章士釗固然不好，然而反對章士釗的“學匪”們也應該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記得？但這也沒有什么關系，因為不過引起我想到一個題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國舊說，本以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

　　國魂也該這樣。而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還有一個是什么呢？也許是“民魂”罷，我不很能夠決定。又因為我的見聞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國全社會，只好縮而小之曰“學界”。

　　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宋重理學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著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于去年，凡反對章士釗的都得了“土匪”，“學匪”，“學棍”的稱號，但仍然不知道從誰的口中說出，所以還不外乎一種“流言”。

　　但這也足見去年學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學匪。以大點的國事來比罷，太平盛世，是沒有匪的；待到群盜如毛時，看舊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當國，即使大打一通官話，那結果也還是“嗚呼哀哉”。當這“嗚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為盜，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話：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與強盜，其實是農民革命軍。”（《國民新報副刊》四三）那么，社會不是改進了么？并不，我雖然也是被謚為“土匪”之一，卻并不想為老前輩們飾非掩過。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但這時候，匪便被稱為帝，除遺老外，文人學者卻都來恭維，又稱反對他的為匪了。

　　所以中國的國魂里大概總有這兩種魂：官魂和匪魂。這也并非硬要將我輩的魂擠進國魂里去，貪圖與教授名流的魂為伍，只因為事實仿佛是這樣。社會諸色人等，愛看《雙官誥》，也愛看《四杰村》，望偏安巴蜀的劉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時候則艷羨官僚，受了官的剝削時候便同情匪類。但這也是人情之常；

　　倘使連這一點反抗心都沒有，豈不就成為萬劫不復的奴才了？

　　然而國情不同，國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么，我答道：“造反。”

　　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系的國度里，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腳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為一部分士女所心悅誠服的李景林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報紙上所傳非虛。今天的《京報》即載著他對某外交官的談話道：

　　“予預計于舊歷正月間，當能與君在天津晤談；若天津攻擊竟至失敗，則擬俟三四月間卷土重來，若再失敗，則暫投土匪，徐養兵力，以待時機”云。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為中華民國之故罷。

　　所謂學界，是一種發生較新的階級，本該可以有將舊魂靈略加湔洗之望了，但聽到“學官”的官話，和“學匪”的新名，則似乎還走著舊道路。那末，當然也得打倒的。這來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國魂的第三種。先前不很發揚，所以一鬧之后，終不自取政權，而只“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但是，當此連學界也倒走舊路的時候，怎能輕易地發揮得出來呢？在烏煙瘴氣之中，有官之所謂“匪”和民之所謂匪；有官之所謂“民”和民之所謂民；有官以為“匪”而其實是真的國民，有官以為“民”而其實是衙役和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時仍不免為“官魂”，這是鑒別魂靈者所應該十分注意的。

　　話又說遠了，回到本題去。去年，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的招牌，上了教育總長的大任之后，學界里就官氣彌漫，順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余氣，至今還沒有完。但學界卻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顏色；只是代表官魂的還不是章士釗，因為上頭還有“減膳”執政在，他至多不過做了一個官魄；現在是在天津“徐養兵力，以待時機”了。我不看《甲寅》，不知道說些什么話：官話呢，匪話呢，民話呢，衙役馬弁話呢？……

　　一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