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后記

　　本書中至少有兩處，還得稍加說明——

　　一，徐旭生先生第一次回信中所引的話，是出于ZM君登在《京報副刊》（十四年三月八日）上的一篇文章的。其時我正因為回答“青年必讀書”，說“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很受著幾位青年的攻擊。ZM君便發表了我在講堂上口說的話，大約意在申明我的意思，給我解圍。現在就鈔一點在下面——

　　“讀了許多名人學者給我們開的必讀書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動我的是魯迅先生的兩句附注，……

　　因這幾句話，又想起他所講的一段笑話來。他似乎這樣說：

　　“‘講話和寫文章，似乎都是失敗者的征象。正在和運命惡戰的人，顧不到這些；真有實力的勝利者也多不做聲。譬如鷹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鷹；貓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貓……。又好像楚霸王……追奔逐北的時候，他并不說什么；等到擺出詩人面孔，飲酒唱歌，那已經是兵敗勢窮，死日臨頭了。最近像吳佩孚名士的“登彼西山，賦彼其詩”，齊燮元先生的“放下槍枝，拿起筆干”，更是明顯的例了。’”二，近幾年來，常聽到人們說學生囂張，不單是老先生，連剛出學校而做了小官或教員的也往往這么說。但我卻并不覺得這樣。記得革命以前，社會上自然還不如現在似的憎惡學生，學生也沒有目下一般馴順，單是態度，就顯得桀傲，在人叢中一望可知。現在卻差遠了，大抵長袍大袖，溫文爾雅，正如一個古之讀書人。我也就在一個大學的講堂上提起過，臨末還說：其實，現在的學生是馴良的，或者竟可以說是太馴良了……。武者君登在《京報副刊》（約十四年五月初）上的一篇《溫良》中，所引的就是我那時所說的這幾句話。我因此又寫了《忽然想到》第七篇，其中所舉的例，一是前幾年被稱為“賣國賊”者的子弟曾大受同學唾罵，二是當時女子師范大學的學生正被同性的校長使男職員威脅。我的對于女師大風潮說話，這是第一回，過了十天，就“碰壁”；又過了十天，陳源教授就在《現代評論》上發表“流言”，過了半年，據《晨報副刊》（十五年一月三十日）所發表的陳源教授給徐志摩“詩哲”的信，則“捏造事實傳布流言”的倒是我了。

　　真是世事白云蒼狗，不禁感慨系之矣！

　　又，我在《“公理”的把戲》中說楊蔭榆女士“在太平湖飯店請客之后，任意將學生自治會員六人除名”，那地點是錯誤的，后來知道那時的請客是西長安街的西安飯店。等到五月二十一日即我們“碰壁”的那天，這才換了地方，“由校特請全體主任專任教員評議會會員在太平湖飯店開校務緊急會議，解決種種重要問題。”請客的飯館是那一個，和緊要關鍵原沒有什么大相干，但從“所有的批評都本于學理和事實”的所謂“文士”學者之流看來，也許又是“捏造事實”，而且因此就證明了凡我所說，無一句真話，甚或至于連楊蔭榆女士也本無其人，都是我憑空結撰的了。這于我是很不好的，所以趕緊訂正于此，庶幾“收之桑榆”云。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校畢記。仍在綠林書屋之東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