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評論》五五期《閑話》的末一段是根據了女大學生的宣言，說女師大學生只有二十個，別的都已進了女大，就深悔從前受了“某種報紙的催眠”。幸而見了宣言，這才省悟過來了，于是發問道：“要是二百人（按據云這是未解散前的數目）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樣？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樣？難道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招了幾個新生也去恢復么？我們不免要奇怪那維持會維持的究竟是誰呢？他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這當然要為夏間并不維持女師大而現在則出而維持“公理”的陳源教授所不解的。我雖然是女師大維持會的一個委員，但也知道別一種可解的辦法——

　　二十人都往多的一邊跑，維持會早該趨奉章士釗！

　　我也是“四五十歲的人愛說四五歲的孩子話”，而且愛學奴才話的，所以所說的也許是笑話。但是既經說開，索性再說幾句罷：要是二百人中有二百另一人入了女大便怎樣？要是維持會員也都入了女大便怎樣？要是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而剩下的一個人偏不要維持便怎樣？……

　　我想這些妙問，大概是無人能答的。這實在問得太離奇，雖是四五歲的孩子也不至于此，——我們不要小覷了孩子。

　　人也許能受“某種報紙的催眠”，但也因人而異，“某君”只限于“某種”；即如我，就決不受《現代評論》或“女大學生某次宣言”的催眠。假如，倘使我看了《閑話》之后，便撫心自問：“要是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樣？

　　……維持會維持的究竟是誰呢？……”那可真要連自己也奇怪起來，立刻對章士釗的木主肅然起敬了。但幸而連陳源教授所據為典要的《女大學生二次宣言》也還說有二十人，所以我也正不必有什么“杞天之慮”。

　　記得“公理”時代（可惜這黃金時代竟消失得那么快），不是有人說解散女師大的是章士釗，女大乃另外設立，所以石駙馬大街的校址是不該歸還的么？自然，或者也可以這樣說。但我卻沒有被其催眠，反覺得這道理比滿洲人所說的“亡明者闖賊也，我大清天下，乃得之于闖賊，非取之于明”的話還可笑。從表面上看起來，滿人的話，倒還算順理成章，不過也只能騙順民，不能騙遺民和逆民，因為他們知道此中的底細。我不聰明，本也很可以相信的，然而竟不被騙者，因為幸而目睹了十四年前的革命，自己又是中國人。

　　然而“要是”女師大學生竟一百九十九人都入了女大，又怎樣呢？其實，“要是”章士釗再做半年總長，或者他的走狗們作起祟來，宗帽胡同的學生縱不至于“都入了女大”，但可以被迫脅到只剩一個或不剩一個，也正是意中事。陳源教授畢竟是“通品”，雖是理想也未始沒有實現的可能。那么，怎么辦呢？我想，維持。那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就用一句《閑話》來答復：“代被群眾專制所壓迫者說幾句公平話”。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隱忽現一樣，“少數”的時價也四季不同的。楊蔭榆時候多數不該“壓迫”少數，現在是少數應該服從多數了。你說多數是不錯的么，可是俄國的多數主義現在也還叫作過激黨，為大英，大日本和咱們中華民國的紳士們所“深惡而痛絕之”。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雖然多數，也得算作例外的罷。

　　“要是”帝國主義者搶去了中國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們便怎樣？別的都歸了強國了，少數的土地，還要維持么？！

　　明亡以后，一點土地也沒有了，卻還有竄身海外，志在恢復的人。凡這些，從現在的“通品”看來，大約都是謬種，應該派“在德國手格盜匪數人”，立功海外的英雄劉百昭去剿滅他們的罷。

　　“要是”真如陳源教授所言，女師大學生只有二十了呢？

　　但是究竟還有二十人。這足可使在章士釗門下暗作走狗而臉皮還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學者們愧死！

　　十二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