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公理”的把戲

　　自從去年春間，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有了反對校長楊蔭榆事件以來，于是而有該校長在太平湖飯店請客之后，任意將學生自治會員六人除名的事；有引警察及打手蜂擁入校的事；

　　迨教育總長章士釗復(fù)出，遂有非法解散學校的事；有司長劉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毆曳學生出校，禁之補習所空屋中的事；有手忙腳亂，急掛女子大學招牌以掩天下耳目的事；有胡敦復(fù)之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長飯碗，助章士釗欺罔世人的事。女師大的許多教職員，——我敢特地聲明：并不是全體！——

　　本極以章楊的措置為非，復(fù)痛學生之無辜受戮，無端失學，而校務(wù)維持會之組織，遂愈加嚴固。我先是該校的一個講師，于黑暗殘虐情形，多曾目睹；后是該會的一個委員，待到女師大在宗帽胡同自賃校舍，而章士釗尚且百端迫壓的苦痛，也大抵親歷的。當章氏勢焰熏天時，我也曾環(huán)顧這首善之區(qū)，尋求所謂“公理”“道義”之類而不得；而現(xiàn)在突起之所謂“教育界名流”者，那時則鴉雀無聲；甚且捧獻肉麻透頂?shù)某饰模愿桧灩Φ隆５@一點，我自然也判不定是因為畏章氏有嗾使兵警痛打之威呢，還是貪圖分潤金款之利，抑或真以他為“公理”或“道義”等類的具象的化身？但是，從章氏逃走，女師大復(fù)校以后，所謂“公理”等件，我卻忽而間接地從女子大學在擷英館宴請“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學生家長”的席上找到了。

　　據(jù)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報》說，則有些“名流”即于十四日晚六時在那個擷英番菜館開會。請吃飯的，去吃飯的，在中國一天不知道有多多少少，本不與我相干，雖然也令我記起楊蔭榆也愛在太平湖飯店請人吃飯的舊事。但使我留心的是，從這飯局里產(chǎn)生了“教育界公理維持會”，從這會又變出“國立女子大學后援會”，從這會又發(fā)出“致國立各校教職員聯(lián)席會議函”，聲勢浩大，據(jù)說是“而于該校附和暴徒，自墮人格之教職員，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諸席外，勿與為伍”云。他們之所謂“暴徒”，蓋即劉百昭之所謂“土匪”，官僚名流，口吻如一，從局外人看來，不過煞是可笑而已。而我是女師大維持會員之一，又是女師大教員，人格所關(guān)，當然有抗議的權(quán)利。豈但抗議？“投虎”“割席”，“名流”的熏灼之狀，竟至于斯，則雖報以惡聲，亦不為過。但也無須如此，只要看一看這些“名流”究竟是什么東西，就盡夠了。報上和函上有名單：

　　除了萬里鳴是太平湖飯店掌柜，以及董子鶴輩為我所不知道的不計外，陶昌善是農(nóng)大教務(wù)長，教長兼農(nóng)大校長章士釗的替身；石志泉是法大教務(wù)長；查良釗是師大教務(wù)長；李順卿，王桐齡是師大教授；蕭友梅是前女師大而今女大教員；

　　蹇華芬是前女師大而今女大學生；馬寅初是北大講師，又是中國銀行的什么，也許是“總司庫”，這些名目我記不清楚了；

　　燕樹棠，白鵬飛，陳源即做《閑話》的西瀅，丁燮林即做過《一只馬蜂》的西林，周鯁生即周覽，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即李四光曾有一篇楊蔭榆要用汽車迎他“觀劇”的作品登在《現(xiàn)代評論》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東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對北大對章士釗獨立的人物，所以當章士釗炙手可熱之際，《大同晚報》曾稱他們?yōu)椤皷|吉祥派的正人君子”，雖然他們那時并沒有開什么“公理”會。但他們的住址，今年新印的《北大職員錄》上可很有些函胡了，我所依據(jù)的是民國十一年的本子。

　　日本人學了中國人口氣的《順天時報》，即大表同情于女子大學，據(jù)說多人的意見，以為女師大教員多系北大兼任，有附屬于北大之嫌。虧它征得這么多人的意見。然而從上列的名單看來，那觀察是錯的。女師大向來少有專任教員，正是楊蔭榆的狡計，這樣，則校長即可以獨攬大權(quán)；當我們說話時，高仁山即以講師不宜與聞校事來箝制我輩之口。況且女師大也決不因為中有北大教員，即精神上附屬于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當學生反對楊蔭榆的時候，即協(xié)力來殲滅她們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報》，就有“某當局……

　　謂北大教授中，如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張解散”等語。

　　《順天時報》的記者倘竟不知，可謂昏瞀，倘使知道而故意淆亂黑白，那就有挑撥對于北大懷著惡感的人物，將那惡感蔓延于女師大之嫌，居心可謂卑劣。但我們國內(nèi)戰(zhàn)爭，尚且常有日本浪人從中作祟，使良民愈陷于水深火熱之中，更何況一校女生和幾個教員之被誣蔑。我們也只得自責國人之不爭氣，竟任這樣的報紙?zhí)海?/p>

　　北大教授王世杰在擷英館席上演說，即云“本人決不主張北大少數(shù)人與女師大合作”，就可以證明我前言的不誣。至又謂“照北大校章教職員不得兼他機關(guān)主要任務(wù)然而現(xiàn)今北大教授在女師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實屬違法應(yīng)加以否認云云”，則頗有語病。北大教授兼國立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維持公理”，而且演說的么？使之何以為情？李教授兼副館長的演說辭，報上卻不載；但我想，大概是不贊成這個辦法的。

　　北大教授燕樹棠謂女大學生極可佩服，而對于“形同土匪破壞女大的人應(yīng)以道德上之否認加之”，則竟連所謂女大教務(wù)長蕭純錦的自辯女大當日所埋伏者是聽差而非流氓的啟事也沒有見，卻已一口咬定，嘴上忽然跑出一個“道德”來了。那么，對于形同鬼蜮破壞女師大的人，應(yīng)以什么上之否認加之呢？

　　“公理”實在是不容易談，不但在一個維持會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時竟至于會用了“道義”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臉的嘴巴。西瀅是曾在《現(xiàn)代評論》（三十八）的《閑話》里冷嘲過援助女師大的人們的：“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現(xiàn)在卻簽名于什么公理會上了，似乎性情或體質(zhì)有點改變。而且曾經(jīng)感慨過：“你代被群眾專制所壓迫者說了幾句公平話，那么你不是與那人有‘密切的關(guān)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飯。”（《現(xiàn)代》四十）然而現(xiàn)在的公理什么會上的言論和發(fā)表的文章上，卻口口聲聲，側(cè)重多數(shù)了；似乎主張又頗有些參差，只有“吃飯”的一件事還始終如一。在《現(xiàn)代評論》（五十三）上，自詡是“所有的批評都本于學理和事實，絕不肆口嫚罵”，而忘卻了自己曾稱女師大為“臭毛廁”，并且署名于要將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陳源。陳源不就是西瀅么？半年的事，幾個的人，就這么矛盾支離，實在可以使人憫笑。但他們究竟是聰明的，大約不獨覺得“公理”歪邪，而且連自己們的“公理維持會”也很有些歪邪了罷，所以突然一變而為“女子大學后援會”了，這是的確的，后援，就是站在背后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報》上所載該后援會開會的記事，卻連發(fā)言的人的名姓也沒有了，一律叫作“某君”。莫非后來連對于自己的姓名也覺得可羞，真是“內(nèi)愧于心”了？還是將人“投畀豺虎”之后，豫備歸過于“某君”，免得自己負責任，受報復(fù)呢？雖然報復(fù)的事，并為“正人君子”們所反對，但究竟還不如先使人不知道“后援”者為誰的穩(wěn)當，所以即使為著“道義”，而坦白的態(tài)度，也仍為他們所不取罷。因為明白地站出來，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專在背后，用暗箭的聰明人的人格。

　　其實，擷英館里和后援會中所嘯聚的一彪人馬，也不過是各處流來的雜人，正如我一樣，到北京來騙一口飯，豈但“投畀豺虎”，簡直是已經(jīng)“投畀有北”的了。這算得什么呢？以人論，我與王桐齡，李順卿雖曾在西安點首談話，卻并不當作朋儕；與陳源雖嘗在給泰戈爾祝壽的戲臺前一握手，而早已視為異類，又何至于會有和他們連席之意？而況于不知什么東西的雜人等輩也哉！以事論，則現(xiàn)在的教育界中實無豺虎，但有些城狐社鼠之流，那是當然不能免的。不幸十余年來，早見得不少了；我之所以對于有些人的口頭的鳥“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于此。

　　十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