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讀經與讀史

　　一個闊人說要讀經，嗡的一陣一群狹人也說要讀經。豈但“讀”而已矣哉，據說還可以“救國”哩。“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那也許是確鑿的罷，然而甲午戰敗了，——為什么獨獨要說“甲午”呢，是因為其時還在開學校，廢讀經以前。

　　我以為伏案還未功深的朋友，現在正不必埋頭來哼線裝書。倘其咿唔日久，對于舊書有些上癮了，那么，倒不如去讀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須是野史；或者看雜說。

　　現在中西的學者們，幾乎一聽到“欽定四庫全書”這名目就魂不附體，膝彎總要軟下來似的。其實呢，書的原式是改變了，錯字是加添了，甚至于連文章都刪改了，最便當的是《琳瑯秘室叢書》中的兩種《茅亭客話》，一是宋本，一是四庫本，一比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欽定”的正史也一樣，不但本紀咧，列傳咧，要擺“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說什么。據說，字里行間是也含著什么褒貶的，但誰有這么多的心眼兒來猜悶壺盧。至今還道“將平生事跡宣付國史館立傳”，還是算了罷。

　　野史和雜說自然也免不了有訛傳，挾恩怨，但看往事卻可以較分明，因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樣地裝腔作勢。看宋事，《三朝北盟匯編》已經變成古董，太貴了，新排印的《宋人說部叢書》卻還便宜。明事呢，《野獲編》原也好，但也化為古董了，每部數十元；易于入手的是《明季南北略》，《明季稗史匯編》，以及新近集印的《痛史》。

　　史書本來是過去的陳帳簿，和急進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說過，倘若還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們現在的情形，和那時的何其神似，而現在的昏妄舉動，胡涂思想，那時也早已有過，并且都鬧糟了。

　　試到中央公園去，大概總可以遇見祖母得著她孫女兒在玩的。這位祖母的模樣，就預示著那娃兒的將來。所以倘有誰要預知令夫人后日的豐姿，也只要看丈母。不同是當然要有些不同的，但總歸相去不遠。我們查帳的用處就在此。

　　但我并不說古來如此，現在遂無可為，勸人們對于“過去”生敬畏心，以為它已經鑄定了我們的運命。LeBon先生說，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誠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類究竟進化著。又據章士釗總長說，則美國的什么地方已在禁講進化論了，這實在是嚇死我也，然而禁只管禁，進卻總要進的。

　　總之：讀史，就愈可以覺悟中國改革之不可緩了。雖是國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則，雜史雜說上所寫的就是前車。一改革，就無須怕孫女兒總要像點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腳是三角形，步履維艱的，小姑娘的卻是天足，能飛跑；

　　丈母老太太出過天花，臉上有些缺點的，令夫人卻種的是牛痘，所以細皮白肉：這也就大差其遠了。

　　十二月八日。

　　二捧與挖

　　中國的人們，遇見帶有會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來就用兩樣法：將他壓下去，或者將他捧起來。

　　壓下去就用舊習慣和舊道德，或者憑官力，所以孤獨的精神的戰士，雖然為民眾戰斗，卻往往反為這“所為”而滅亡。到這樣，他們這才安心了。壓不下時，則于是乎捧，以為抬之使高，饜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無害，得以安心。

　　伶俐的人們，自然也有謀利而捧的，如捧闊老，捧戲子，捧總長之類；但在一般粗人，——就是未嘗“讀經”的，則凡有捧的行為的“動機”，大概是不過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論，也大抵是兇惡的，火神瘟神不待言，連財神也是蛇呀刺蹳呀似的駭人的畜類；觀音菩薩倒還可愛，然而那是從印度輸入的，并非我們的“國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東西。

　　既然十之九不是好東西，則被捧而后，那結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適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還能使他們很不安，因為人心本來不易饜足。然而人們終于至今沒有悟，還以捧為茍安之一道。

　　記得有一部講笑話的書，名目忘記了，也許是《笑林廣訊》罷，說，當一個知縣的壽辰，因為他是子年生，屬鼠的，屬員們便集資鑄了一個金老鼠去作賀禮。知縣收受之后，另尋了機會對大眾說道：明年又恰巧是賤內的整壽；她比我小一歲，是屬牛的。其實，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決不敢想金牛。一送開手，可就難于收拾了，無論金牛無力致送，即使送了，怕他的姨太太也會屬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內，似乎不近情理罷，但這是我替他設想的法子罷了，知縣當然別有我們所莫測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時候，我在S城，來了一個都督。

　　他雖然也出身綠林大學，未嘗“讀經”（？），但倒是還算顧大局，聽輿論的，可是自紳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傳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這個拜會，那個恭維，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連自己也忘其所以，結果是漸漸變成老官僚一樣，動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幾省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頂高得多了。

　　當初自然是防其潰決，所以壅上一點土；殊不料愈壅愈高，一旦潰決，那禍害就更大。于是就“搶堤”咧，“護堤”咧，“嚴防決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當初見河水泛濫，不去增堤，卻去挖底，我以為決不至于這樣。

　　有貪圖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給。那么，此輩也就連生日都未必做了。單是省卻拜壽，已經是一件大快事。

　　中國人的自討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卻在于挖。其實，勞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從惰性太多的人們看來，卻以為還是捧省力。

　　十二月十日。

　　三最先與最后

　　《韓非子》說賽馬的妙法，在于“不為最先，不恥最后”。

　　這雖是從我們這樣外行的人看起來，也覺得很有理。因為假若一開首便拚命奔馳，則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只適用于賽馬的，不幸中國人卻奉為人的處世金鍼了。

　　中國人不但“不為戎首”，“不為禍始”，甚至于“不為福先”。

　　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驅和闖將，大抵是誰也怕得做。然而人性豈真能如道家所說的那樣恬淡；欲得的卻多。既然不敢徑取，就只好用陰謀和手段。以此，人們也就日見其卑怯了，既是“不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恥最后”，所以雖是一大堆群眾，略見危機，便“紛紛作鳥獸散”了。如果偶有幾個不肯退轉，因而受害的，公論家便異口同聲，稱之曰傻子。對于“鍥而不舍”的人們也一樣。

　　我有時也偶爾去看看學校的運動會。這種競爭，本來不像兩敵國的開戰，挾有仇隙的，然而也會因了競爭而罵，或者竟打起來。但這些事又作別論。競走的時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個人一到決勝點，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幾個還至于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數的勇氣，中途擠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為跌倒，使紅十字隊用擔架將他抬走。假若偶有雖然落后，卻盡跑，盡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為他太不聰明，“不恥最后”的緣故罷。

　　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戰具比我們精利的歐美人，戰具未必比我們精利的匈奴蒙古滿洲人，都如入無人之境。“土崩瓦解”這四個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恥最后”的人的民族，無論什么事，怕總不會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將來的脊梁。

　　四流產與斷種

　　近來對于青年的創作，忽然降下一個“流產”的惡謚，哄然應和的就有一大群。我現在相信，發明這話的是沒有什么惡意的，不過偶爾說一說；應和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為世事本來大概就這樣。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于舊狀況那么心平氣和，于較新的機運就這么疾首蹙額；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興之事就這么求全責備？

　　智識高超而眼光遠大的先生們開導我們：生下來的倘不是圣賢，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寫出來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寫；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或者，至少能給我（！）有更多的好處，就萬萬不要動！……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據說：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

　　惟獨他有公平，正當，穩健，圓滿，平和，毫無流弊的改革法；現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著哩，——只是還沒有研究好。

　　什么時候研究好呢？答曰：沒有準兒。

　　孩子初學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來，的確是幼稚，危險，不成樣子，或者簡直是可笑的。但無論怎樣的愚婦人，卻總以懇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這第一步去，決不會因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礙闊人的路線而“逼死”他；也決不至于將他禁在床上，使他躺著研究到能夠飛跑時再下地。因為她知道：假如這么辦，即使長到一百歲也還是不會走路的。

　　古來就這樣，所謂讀書人，對于后起者卻反而專用彰明較著的或改頭換面的禁錮。近來自然客氣些，有誰出來，大抵會遇見學士文人們擋駕：且住，請坐。接著是談道理了：調查，研究，推敲，修養，……結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則，便得到“搗亂”的稱號。我也曾有如現在的青年一樣，向已死和未死的導師們問過應走的路。他們都說：不可向東，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說應該向東，或西，或南，或北。我終于發見他們心底里的蘊蓄了：不過是一個“不走”而已。

　　坐著而等待平安，等待前進，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慮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卻終于不至；不生育，不流產而等待一個英偉的寧馨兒，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慮的是終于什么也沒有。

　　倘以為與其所得的不是出類拔萃的嬰兒，不如斷種，那就無話可說。但如果我們永遠要聽見人類的足音，則我以為流產究竟比不生產還有望，因為這已經明明白白地證明著能夠生產的了。

　　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