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師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頗算一個問題，號稱“大報”如所謂《現(xiàn)代評論》者，居然也“評論”了好幾次。據(jù)我所記得的，是先有“一個女讀者”的一封信，無名小女卒，不在話下。此后是兩個作者的“評論”了：陳西瀅先生在《閑話》之間評為“臭毛廁”，李仲揆先生的《在女師大觀劇的經(jīng)驗》里則比作戲場。我很吃驚于同是人，而眼光竟有這么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意見也不無符合之點：都不將學校看作學校。這一點，也可以包括楊蔭榆女士的“學校猶家庭”和段祺瑞執(zhí)政的“先父兄之教”。

　　陳西瀅先生是“久已夫非一日矣”的《閑話》作家，那大名我在報紙的廣告上早經(jīng)看熟了，然而大概還是一位高人，所以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氣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蟲也委實太多。至于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師風潮紀事》上才識大名，是八月一日擁楊蔭榆女士攻入學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現(xiàn)在，卻又知道他還是一位達人了，庸人以為學潮的，到他眼睛里就等于“觀劇”：這是何等逍遙自在。

　　據(jù)文章上說，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楊女士“不過見面兩次”，但卻被用電話邀去看“名振一時的文明新戲”去了，幸而李先生自有腳踏車，否則，還要用汽車來迎接哩。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現(xiàn)在，壽命已不可謂不長，而從沒有遇見過一個不大認識的女士來邀“觀劇”；對于女師大的事說了幾句話，尚且因為不過是教一兩點功課的講師，“碰壁之后”，還很恭聽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報》上所發(fā)表的偉論。真的，世界上實在又有各式各樣的運氣，各式各樣的嘴，各式各樣的眼睛。

　　接著又是西瀅先生的《閑話》：“現(xiàn)在一部分報紙的篇幅，幾乎全讓女師風潮占去了。現(xiàn)在大部分愛國運動的青年的時間，也幾乎全讓女師風潮占去了。……女師風潮實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實在有了不得的大意義。”臨末還有頗為俏皮的結論道：“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

　　我看也未必一定“見得”。正如人們有各式各樣的眼睛一樣，也有各式各樣的心思，手段。便是外國人的尊重一切女性的事，倘使好講冷話的人說起來，也許以為意在于一個女性。然而侮蔑若干女性的事，有時也就可以說意在于一個女性。偏執(zhí)的弗羅特先生宣傳了“精神分析”之后，許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只要并非自以為還鉆在外套里的不顯本相的腳色。

　　我看也未必一定“見得”。中國人是“圣之時者也”教徒，況且活在二十世紀了，有華道理，有洋道理，輕重當然是都隨意而無不合于道的：重男輕女也行，重女輕男也行，為了一個女性而重一切女性或輕若干女性也行，為了一個男人而輕若干女性或男性也行……。所可惜的是自從西瀅先生看出底細之后，除了啞吧或半陰陽，就都墜入弗羅特先生所掘的陷坑里去了。

　　自己墜下去的是自作自受，可恨者乃是還要帶累超然似的局外人，例如女師大——對不起，又是女師大——風潮，從有些眼睛看來，原是不值得提起的，但因為竟占去了許多可貴的東西，如“報紙的篇幅”“青年的時間”之類，所以，連《現(xiàn)代評論》的“篇幅”和西瀅先生的時間也被拖累著占去一點了，而尤其罪大惡極的是觸犯了什么“重男輕女”重女輕男這些大秘密。倘不是西瀅先生首先想到，提出，大概是要被含胡過去了的。

　　我看，奧國的學者實在有些偏激，弗羅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讓誰站在超人間的上帝的地位上。還有那短命的OttoWeininger，他的痛罵女人，不但不管她是校長，學生，同鄉(xiāng)，親戚，愛人，自己的太太，太太的同鄉(xiāng)，簡直連自己的媽都罵在內。這實在和弗羅特說一樣，都使人難于利用。不知道咱們的教授或學者們，可有方法補救沒有？但是，我要先報告一個好消息：Weininger早用手槍自殺了。這已經(jīng)有劉百昭率領打手痛打女師大——對不起，又是女師大——的“毛丫頭”一般“痛快”，他的話也就大可置之不理了罷。

　　還有一個好消息。“毛丫頭”打出之后，張崧年先生引“羅素之所信”道，“因世人之愚，許多問題或終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決也！”（《京副》二五○號）又據(jù)楊蔭榆女士，章士釗總長者流之所說，則搗亂的“毛丫頭”是極少數(shù)，可見中國的聰明人還多著哩，這是大可以樂觀的。

　　忽而想談談我自己的事了。

　　我今年已經(jīng)有兩次被封為“學者”，而發(fā)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張中國的青年應當多看外國書，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的時候，便有論客以為素稱學者的魯迅不該如此，而現(xiàn)在竟至如此，則不但決非學者，而且還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這回僉事免職之后，我在《莽原》上發(fā)表了答KS君信，論及章士釗的腳色和文章的時候，又有論客以為因失了“區(qū)區(qū)全事”而反對章士釗，確是氣量狹小，沒有“學者的態(tài)度”；而且，豈但沒有“學者的態(tài)度”而已哉，還有“人格卑污”的嫌疑云。

　　其實，沒有“學者的態(tài)度”，那就不是學者嘍，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學者。至于何時封贈，何時考定，卻連我自己也一點不知道。待到他們在報上說出我是學者，我自己也借此知道了原來我是學者的時候，則已經(jīng)同時發(fā)表了我的罪狀，接著就將這體面名稱革掉了，雖然總該還要恢復，以便第三次的借口。

　　據(jù)我想來，僉事——文士詩人往往誤作簽事，今據(jù)官書正定——這一個官兒倒也并不算怎樣“區(qū)區(qū)”，只要看我免職之后，就頗有些人在那里鉆謀樸缺，便是一個老大的證據(jù)。至于又有些人以為無足重輕者，大約自己現(xiàn)在還不過做幾句“說不出”的詩文，所以不知不覺地就來“慷他人之慨”了罷，因為人的將來是想不到的。然而，慚愧我還不是“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盡如人意”，已經(jīng)在平政院對章士釗提起訴訟了。

　　提起訴訟之后，我只在答KS君信里論及一回章士釗，但聽說已經(jīng)要“人格卑污”了。然而別一論客卻道是并不大罵，所以魯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經(jīng)驗的事委實有點希奇，每有“碰壁”一類的事故，平時回護我的大抵愿我設法應付，甚至于暫圖茍全。平時憎惡我的卻總希望我做一個完人，即使敵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陰謀，也應該正襟危坐，毫無憤怨，默默地吃苦；或則戟指嚼舌，噴血而亡。為什么呢？自然是專為顧全我的人格起見嘍。

　　夠了，我其實又何嘗“碰壁”，至多也不過遇見了“鬼打墻”罷了。

　　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