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紀末尾的時候，西班牙的文人西萬提斯做了一大部小說叫作《堂·吉訶德》，說這位吉先生，看武俠小說看呆了，硬要去學古代的游俠，穿一身破甲，騎一匹瘦馬，帶一個跟丁，游來游去，想斬妖服怪，除暴安良。誰知當時已不是那么古氣盎然的時候了，因此只落得鬧了許多笑話，吃了許多苦頭，終于上個大當，受了重傷，狼狽回來，死在家里，臨死才知道自己不過一個平常人，并不是什么大俠客。

　　這一個古典，去年在中國曾經很被引用了一回，受到這個謚法的名人，似乎還有點很不高興的樣子。其實是，這種書呆子，乃是西班牙書呆子，向來愛講“中庸”的中國，是不會有的。西班牙人講戀愛，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信舊教，就燒殺異端，一革命，就搗爛教堂，踢出皇帝。然而我們中國的文人學子，不是總說女人先來引誘他，諸教同源，保存廟產，宣統在革命之后，還許他許多年在宮里做皇帝嗎？

　　記得先前的報章上，發表過幾個店家的小伙計，看劍俠小說入了迷，忽然要到武當山去學道的事，這倒很和“堂·吉訶德”相像的。但此后便看不見一點后文，不知道是也做出了許多奇跡，還是不久就又回到家里去了？以“中庸”的老例推測起來，大約以回了家為合式。

　　這以后的中國式的“堂·吉訶德”的出現，是“青年援馬團”。不是兵，他們偏要上戰場；政府要訴諸國聯，他們偏要自己動手；政府不準去，他們偏要去；中國現在總算有一點鐵路了，他們偏要一步一步的走過去；北方是冷的，他們偏只穿件夾襖；打仗的時候，兵器是頂要緊的，他們偏只著重精神。這一切等等，確是十分“堂·吉訶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國的“堂·吉訶德”，所以他只一個，他們是一團；送他的是嘲笑，送他們的是歡呼；迎他的是詫異，而迎他們的也是歡呼；他駐扎在深山中，他們駐扎在真茹鎮；他在磨坊里打風磨，他們在常州玩梳篦，又見美女，何幸如之（見十二月《申報》《自由談》）。其苦樂之不同，有如此者，嗚呼！

　　不錯，中外古今的小說太多了，里面有“輿櫬”，有“截指”，有“哭秦庭”，有“對天立誓”。耳濡目染，誠然也不免來抬棺材，砍指頭，哭孫陵，宣誓出發的。然而五四運動時胡適之博士講文學革命的時候，就已經要“不用古典”，現在在行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

　　講二十世紀戰事的小說，舊一點的有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棱的《戰爭》⑾，新一點的有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法捷耶夫的《毀滅》，里面都沒有這樣的“青年團”，所以他們都實在打了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