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紀末尾的時候,西班牙的文人西萬提斯做了一大部小說叫作《堂·吉訶德》,說這位吉先生,看武俠小說看呆了,硬要去學古代的游俠,穿一身破甲,騎一匹瘦馬,帶一個跟丁,游來游去,想斬妖服怪,除暴安良。誰知當時已不是那么古氣盎然的時候了,因此只落得鬧了許多笑話,吃了許多苦頭,終于上個大當,受了重傷,狼狽回來,死在家里,臨死才知道自己不過一個平常人,并不是什么大俠客。
這一個古典,去年在中國曾經(jīng)很被引用了一回,受到這個謚法的名人,似乎還有點很不高興的樣子。其實是,這種書呆子,乃是西班牙書呆子,向來愛講“中庸”的中國,是不會有的。西班牙人講戀愛,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信舊教,就燒殺異端,一革命,就搗爛教堂,踢出皇帝。然而我們中國的文人學子,不是總說女人先來引誘他,諸教同源,保存廟產(chǎn),宣統(tǒng)在革命之后,還許他許多年在宮里做皇帝嗎?
記得先前的報章上,發(fā)表過幾個店家的小伙計,看劍俠小說入了迷,忽然要到武當山去學道的事,這倒很和“堂·吉訶德”相像的。但此后便看不見一點后文,不知道是也做出了許多奇跡,還是不久就又回到家里去了?以“中庸”的老例推測起來,大約以回了家為合式。
這以后的中國式的“堂·吉訶德”的出現(xiàn),是“青年援馬團”。不是兵,他們偏要上戰(zhàn)場;政府要訴諸國聯(lián),他們偏要自己動手;政府不準去,他們偏要去;中國現(xiàn)在總算有一點鐵路了,他們偏要一步一步的走過去;北方是冷的,他們偏只穿件夾襖;打仗的時候,兵器是頂要緊的,他們偏只著重精神。這一切等等,確是十分“堂·吉訶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國的“堂·吉訶德”,所以他只一個,他們是一團;送他的是嘲笑,送他們的是歡呼;迎他的是詫異,而迎他們的也是歡呼;他駐扎在深山中,他們駐扎在真茹鎮(zhèn);他在磨坊里打風磨,他們在常州玩梳篦,又見美女,何幸如之(見十二月《申報》《自由談》)。其苦樂之不同,有如此者,嗚呼!
不錯,中外古今的小說太多了,里面有“輿櫬”,有“截指”,有“哭秦庭”,有“對天立誓”。耳濡目染,誠然也不免來抬棺材,砍指頭,哭孫陵,宣誓出發(fā)的。然而五四運動時胡適之博士講文學革命的時候,就已經(jīng)要“不用古典”,現(xiàn)在在行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
講二十世紀戰(zhàn)事的小說,舊一點的有雷馬克的《西線無戰(zhàn)事》,棱的《戰(zhàn)爭》⑾,新一點的有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法捷耶夫的《毀滅》,里面都沒有這樣的“青年團”,所以他們都實在打了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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