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霉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見于《紅樓夢》上的所謂“病篤亂投醫”了。

　　當“宣統皇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見過以后，也奇怪，人們不知怎的先問他們怎樣的稱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時似乎并不談什么國家大計，因為這“皇上”后來不過做了幾首打油白話詩，終于無聊，而且還落得一個趕出金鑾殿。現在可要闊了，聽說想到東三省再去做皇帝呢。而在上海，又以“蔣召見胡適之丁文江”聞：“南京專電：丁文江，胡適，來京謁蔣，此來系奉蔣召，對大局有所垂詢。……”（十月十四日《申報》。）現在沒有人問他怎樣的稱呼。

　　為什么呢？因為是知道的，這回是“我稱他主席……”！

　　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也沒有人問他“垂詢”些什么。

　　為什么呢？因為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這“大局”也并無“國民黨專政”和“英國式自由”的爭論的麻煩，也沒有“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的爭論的麻煩，所以，博士就出來了。

　　“新月派”的羅隆基博士曰：“根本改組政府，……容納全國各項人才代表各種政見的政府，……政治的意見，是可以犧牲的，是應該犧牲的。”（《沈陽事件》。）

　　代表各種政見的人才，組成政府，又犧牲掉政治的意見，這種“政府”實在是神妙極了。但“知難行易”竟“垂詢”于“知難，行亦不易”，倒也是一個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