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十四章    忽然想到

　　七

　　大約是送報人忙不過來了，昨天不見報，今天才給補到，但是奇怪，正張上已經剪去了兩小塊；幸而副刊是完全的。那上面有一篇武者君的《溫良》，又使我記起往事，我記得確曾用了這樣一個糖衣的毒刺贈送過我的同學們。現在武者君也在大道上發見了兩樣東西了：兇獸和羊。但我以為這不過發見了一部分，因為大道上的東西還沒有這樣簡單，還得附加一句，是：兇獸樣的羊，羊樣的兇獸。

　　他們是羊，同時也是兇獸；但遇見比他更兇的兇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兇獸樣，因此，武者君誤認為兩樣東西了。

　　我還記得第一次五四以后，軍警們很客氣地只用槍托，亂打那手無寸鐵的教員和學生，威武到很像一隊鐵騎在苗田上馳騁；學生們則驚叫奔避，正如遇見虎狼的羊群。但是，當學生們成了大群，襲擊他們的敵人時，不是遇見孩子也要推他摔幾個觔斗么？在學校里，不是還唾罵敵人的兒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這和古代暴君的滅族的意見，有什么區分！

　　我還記得中國的女人是怎樣被壓制，有時簡直并羊而不如。現在托了洋鬼子學說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長之類，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來威嚇毫無武力的同性的學生們么？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別的學潮的時候，和一些狐群狗黨趁勢來開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學生們么？而幾個在“男尊女卑”的社會生長的男人們，此時卻在異性的飯碗化身的面前搖尾，簡直并羊而不如。羊，誠然是弱的，但還不至于如此，我敢給我所敬愛的羊們保證！

　　但是，在黃金世界還未到來之前，人們恐怕總不免同時含有這兩種性質，只看發現時候的情形怎樣，就顯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區別來。可惜中國人但對于羊顯兇獸相，而對于兇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著兇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這樣下去，一定要完結的。

　　我想，要中國得救，也不必添什么東西進去，只要青年們將這兩種性質的古傳用法，反過來一用就夠了：對手如兇獸時就如兇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

　　那么，無論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獄里去。

　　五月十日。

　　八

　　五月十二日《京報》的“顯微鏡”下有這樣的一條——

　　“某學究見某報上載教育總長‘章士釘’五七呈文，愀然曰：‘名字怪僻如此，非圣人之徒也，豈能為吾儕衛古文之道者乎！’”因此想起中國有幾個字，不但在白話文中，就是在文言文中也幾乎不用。其一是這誤印為“釘”的“釗”字，還有一個是“淦”字，大概只在人名里還有留遺。我手頭沒有《說文解字》，釗字的解釋完全不記得了，淦則仿佛是船底漏水的意思。我們現在要敘述船漏水，無論用怎樣古奧的文章，大概總不至于說“淦矣”了罷，所以除了印張國淦，孫嘉淦或新淦縣的新聞之外，這一粒鉛字簡直是廢物。

　　至于“釗”，則化而為“釘”還不過一個小笑話；聽說竟有人因此受害。曹錕做總統的時代（那時這樣寫法就要犯罪），要辦李大釗先生，國務會議席上一個閣員說：“只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一個安分的人。什么名字不好取，他偏要叫李大劍？！”于是乎辦定了，因為這位“大劍”先生已經用名字自己證實，是“大刀王五”一流人。

　　我在N的學堂做學生的時候，也曾經因這“釗”字碰過幾個小釘子，但自然因為我自己不“安分”。一個新的職員到校了，勢派非常之大，學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見了一個同學叫“沈釗”的，就倒了楣，因為他叫他“沈鈞”，以表白自己的不識字。于是我們一見面就譏笑他，就叫他為“沈鈞”，并且由譏笑而至于相罵。兩天之內，我和十多個同學就迭連記了兩小過兩大過，再記一小過，就要開除了。

　　但開除在我們那個學校里并不算什么大事件，大堂上還有軍令，可以將學生殺頭的。做那里的校長這才威風呢，——但那時的名目卻叫作“總辦”的，資格又須是候補道。

　　假使那時也像現在似的專用高壓手段，我們大概是早經“正法”，我也不會還有什么“忽然想到”的了。我不知怎的近來很有“懷古”的傾向，例如這回因為一個字，就會露出遺老似的“緬懷古昔”的口吻來。

　　五月十三日。

　　九

　　記得有人說過，回憶多的人們是沒出息的了，因為他眷念從前，難望再有勇猛的進取；但也有說回憶是最為可喜的。

　　前一說忘卻了誰的話，后一說大概是A．France罷，——

　　都由他。可是他們的話也都有些道理，整理起來，研究起來，一定可以消費許多功夫；但這都聽憑學者們去干去，我不想來加入這一類高尚事業了，怕的是毫無結果之前，已經“壽終正寢”。（是否真是壽終，真在正寢，自然是沒有把握的，但此刻不妨寫得好看一點。）我能謝絕研究文藝的酒筵，能遠避開除學生的飯局，然而閻羅大王的請帖，大概是終于沒法“謹謝”的，無論你怎樣擺架子。好，現在是并非眷念過去，而是遙想將來了，可是一樣的沒出息。管他娘的，寫下去——

　　不動筆是為要保持自己的身分，我近來才知道；可是動筆的九成九是為自己來辯護，則早就知道的了，至少，我自己就這樣。所以，現在要寫出來的，也不過是為自己的一封信——

　　FD君：

　　記得一年或兩年之前，蒙你賜書，指摘我在《阿Q正傳》中寫捉拿一個無聊的阿Q而用機關槍，是太遠于事理。我當時沒有答復你，一則你信上不寫住址，二則阿Q已經捉過，我不能再邀你去看熱鬧，共同證實了。

　　但我前幾天看報章，便又記起了你。報上有一則新聞，大意是學生要到執政府去請愿，而執政府已于事前得知，東門上添了軍隊，西門上還擺起兩架機關槍，學生不得入，終于無結果而散云。你如果還在北京，何妨遠遠地——愈遠愈好——去望一望呢，倘使真有兩架，那么，我就“振振有辭”了。

　　夫學生的游行和請愿，由來久矣。他們都是“郁郁乎文哉”，不但絕無炸彈和手槍，并且連九節鋼鞭，三尖兩刃刀也沒有，更何況丈八蛇矛和青龍掩月刀乎？至多，“懷中一紙書”而已，所以向來就沒有鬧過亂子的歷史。現在可是已經架起機關槍來了，而且有兩架！

　　但阿Q的事件卻大得多了，他確曾上城偷過東西，未莊也確已出了搶案。那時又還是民國元年，那些官吏，辦事自然比現在更離奇。先生！你想：這是十三年前的事呵。那時的事，我以為即使在《阿Q正傳》中再給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過山炮，也不至于“言過其實”的罷。

　　請先生不要用普通的眼光看中國。我的一個朋友從印度回來，說，那地方真古怪，每當自己走過恒河邊，就覺得還要防被捉去殺掉而祭天。我在中國也時時起這一類的恐懼。普通認為romantic的，在中國是平常事；機關槍不裝在土谷祠外，還裝到那里去呢？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魯迅上。